多才多艺，著名戏剧艺术家王树元 

黎明羌笛   

         在上海高校读书期间，我曾得到华东师范大学上海师院艺术系黄若舟、余甲方、张鉴华、周美玉、陈弃疾、汤学智、安振吉等老师，上海戏剧学院戏剧文学系陈恭敏、周培松、荣广润、蒋孔阳、陈多、孙祖平、徐闻莺、孙浩然、王啸平、胡伟民等老师，上海音乐学院贺绿汀、司徒汉、朱践耳、陈应时等老师的鼓励与帮助。当然在上海得到最直接指导与点拨的是上海歌剧院的著名编剧，曾创作过轰动一时的《杜鹃山》《大野芳菲》《木匠的亲事》等王树元先生。名家中，我收到的信件最多，作用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的是我的恩师，上海歌剧院著名剧作家、导演王树元、叶野夫妇的来信。

        我在上海上学的时候，王树元先生与妻子，著名导演叶野就多次邀请我到他们家去，当面指导我的影视剧文学创作。 在我回疆期间不断寄信、贺年卡、照片和书籍，鼓励我在文艺创作与理论实践中做出应有的贡献。诸如下面数封信，每次捧读都热血沸腾，没齿不忘： 我曾在自己的博客上，撰写和发表过这么一篇短文：“这一生最崇拜与景仰的名师大家之一，   

     “至今仍如雷贯耳的话剧、京剧、电影《杜鹃山》的剧作家王树元又来信了。作为晚辈于年初与年末连着收到他老人家几封在贺年卡上的热情洋溢的信，您想，我心中能不泛起由衷的感激之情吗。我自有自知之明，心中比谁都清楚，并非我有多少本事，若不是当年王老的提携帮助，我怎么会有如今收获的一天。”

        在我翻开曾在上海华东师范大学上学时写的日记，记得是在1976年12月19日，在上海交响乐团团长兼指挥司徒汉家中见到王树元先生的，文字中写道：

      “上海歌剧院著名编剧王树元老师，给我的印象非常好，可能是他长年当演员的缘故吧，有着一副魁梧的身材，端庄的面孔，说起话来谈笑风生。”“我的同学司徒钢母亲顾葆瑜考问：‘您看这位大作家有多大年龄？’我贸然伸出五个指头。顾阿姨大笑起来：‘人家还没过45岁，做事正当年呢。’王树元老师更是开心地笑道：’‘在你们小青年的眼中，是不是大作家都应该是年过半百的老头子？’”

     “吃过开口的饭菜后，我们渐渐可是谈起戏剧文学创作。我遮遮掩掩地拿出新写好的哈萨克族题材歌剧《斩不断的路》请教在座各位老师。另外还汇报要去上海崇明岛，了解那里围海造田的事迹，想写一部大型话剧《石海惊雷》的意图，得到王树元老师的支持，并告诉我写好后，即可交付著名作家茹志鹃的丈夫，文学新秀王安忆的父亲，上海青年话剧团著名导演王啸那里，帮助扶持。对此我特别感谢。”

        当我大学毕业后还惦念着歌剧和话剧的创作，在1980年夏季，上海歌剧院的王树元先生专程来新疆，一时到边疆地区深入生活，另一目的是带着我到基层实地体验，我们一起坐着拉粮的大卡车，走遍了天山南北，最后去了“世界屋脊”帕米尔高原，我的意外收获，经田野调查与实地体验塔吉克族生活，返回乌鲁木齐后，激情满怀地写出一部民族大歌剧《秋蔓荻》。后因从事《新疆艺术》编辑工作，又注重新疆各民族的戏剧、歌舞艺术历史与民俗，将相关文章寄到上海，陆续得到一系列的书信评论；

       其中一封信写道：“惠书及所赠《新疆艺术》均已收到，十分感谢！歌剧本，我早已看过。拜读后，即交有关导演及陈除同志传阅，至今剧本尚在陈除处。等陈阅毕，即汇集意见详告。时间这么长，让你久等，真是过意不去。每次收到你来自新疆的信，我真觉着带有西域哈密瓜或阿图什无花果的馨香。新疆的歌剧事业，我的愚见是肯定比关内要发展得快。原因是：

        其一，歌剧的形式在维吾尔地区似乎已有程式可偱。载歌载舞十分自然，以唱为主似乎已无甚争议。而在内地，歌剧则百花齐放。有戏曲体者，有话剧加唱体者，有西洋大歌剧一唱到底着，尚无一定程式可循。剧法皆以戏剧构思与曲作者的音乐构思，有些碰巧，可以统一，有些相背，则矛盾百出，1＋1不等于2，甚至等于O。

        其二、新疆音乐既丰富，但又统一；内地音乐则五花八门，有板腔式的戏曲体，有抒情式的自由歌曲体，有段落重复的民谣体式民歌体。丰富固然好，但如不统一创作构思，则剧本与曲体往往南其辕而北其辙。

         其三、新疆人民热爱音乐剧，热爱歌舞剧，而内地人民，特别是工人、农民，则更喜欢音乐剧中之戏曲，歌剧敌不过戏曲、滑稽戏。上海仍是越剧、沪剧、滑稽戏、评弹的天下。喜爱歌剧着往往局限在青年知识分子群中。所以，我估计，新疆的歌剧事业一定发展得快，而且更会趋于形式上的早熟和一致。这个看法不知对否？我热爱新疆（祖国的最好地方）。你如能在歌剧事业上有所建树，前途是大有可为的。

      《大野芳菲》剧，目前停下来进行一些修改。大概今年秋会告一段落。等修定后，再请教你，你的意见很好，我们在改排时注意。听说王洛宾同志写了一个歌剧，在剧院张拓同志手中，也写好了很长时间了。我们剧院情况不太稳定，所以排演剧目很少。你的戏，等意见收拢后，即告知。请稍待。我在浦东一家工厂深入生活。一切均好，勿念为盼！

       我曾在新疆广播电视报“副刊”上发表的《人生二十年》中记载过20世纪末与王树元先生一起去帕米尔高原采风写作一事：

        二十世纪 八十年代初，我曾伴随上海歌剧院著名剧作家、话剧、京剧《杜鹃山》编剧王树元先生，驱车北上新疆伊犁、翻天山南下喀什，然后冒着泥石流的风险，乘坐拉粮的大卡车沿着葱岭古道，登上“世界屋脊”的“石头城”塔什库尔干。当我们历经狂风暴雨、山险坡陡的惊吓，高原缺氧反应的痛苦，终于来到帕米尔高原，亲眼目睹倒映着“冰山之父”慕士塔格峰的喀喇湖水前，骑着狂野彪悍的黑牦牛，洗耳倾听着悠扬激越的塔吉克族的“鹰笛”之时，心中感到何等的超然与净化。

         王树元先生后来又写信给我，说道：“你形象思维、逻辑概括能力，都是较强的，而也思路敏捷，能发现问题。希望在两三年内，你集中时间、集中精力，认真读一些书（文艺理论、经典著作），心要先沉下去，然后作品才能浮上来。此阶段，可不要急于写文章，主要是学习、阅读、思考、批判、研究，认真地总结、对照、比较、反省，思考一些中外的文艺理论问题。结合中国戏曲的汪洋大海和尚未认清理顺的戏曲理论宝库，能创见地考虑一些问题，把相关文艺著作写好。我想这条路是定能成功的，预祝你胜利！

        我的脑子总在提问题，我的确觉得有横多人世哲理问题须要写，只是我还不大敢写，或者说，还写不出！这是我很苦恼的！巴金说得对，“要大胆、大胆，再大胆。文学家是用自己的作品说话的.。”愿我们共勉！

        来信早已收到。高兴地知道你已调入新疆戏剧家协会工作，并在创作事业及组织工作方面，取得许多成绩，我们由衷地感到高兴。你的闯劲及对生活、对事业的热爱及热情追求，给予我们很深的印象。这些内在气质就必然导致成功之路。一待外部条件成熟，机缘与时机到了，鹏鸟即可高飞，蛟龙即可下海。这是在意料之中及必然而至的事。所谓积蓄力量，待机而发，积之益深则喷之益烈也。

        久未见你，十分想念。你是一个十分不满于自己现状，永远热衷于新事物的追求，胸怀博大的人，非力之不济也，实时之不至也。总有一天，热和力都将湧地而出，必有所建树。我相信你会找到发展自己的机会的！愿你永远保持一颗热烈追求的赤子之心。

        轰轰烈烈与自自然然是两种人生境界。但愿你乘随机之风而扶摇直上。我多么期望你有这么一天，过去有过，今后会有更多。”

        在20世纪八十年代初期，我与王树元、叶野老师中断了一段联系，是因为他们出国讲学与旅游了一、两年，回国后收到封来信：“久未联系，十分挂念。你近来好吗？我与90年11月与叶野应美国S0nama大学及Bttbetey大学的邀请，去进行学术交流，及讲《东西方戏剧对比》课程，历时一年半，于93年回沪。不知你近况若何？是否仍在边疆？但愿你的新作不断问世。”

        我在山西师范大学戏曲文物研究所在原来在新疆撰写的《丝绸之路戏剧文化》一书基础上改写的《中西戏剧文化交流史》，作为学术理论礼品寄往上海，向王树元与叶野老师汇报，立刻收到他们的热情洋溢的书信：

       “收到你的鸿篇巨著，令我眼前一亮。此类专业性较强，且材料扎实，令我得惠甚多。对此巨著，你所化的心血与时间，令人赞感。成绩不负苦心人。使我联想到戈壁滩上的大西北骆驼与烈日高照下海市蜃楼掩影中的沙漠红柳，跋涉万里，含辛茹苦；根须连绵，花如烟海。这应该是你的形象了。 

       我仍如旧。对于我来说，首要的是保持健壮的身体与愉悦的心情。在这方面，我与叶野互助互励，做得尚好。第二是仍要耕耘，一生丰富多彩，可赞可叹，酸甜苦辣者多多，应有一些更清晰的认识与忆记。这方面也做些努力，但不宜急于发表。除了辛勤劳作之外，切望保重身体。留得青山在，不愁没柴烧。身体是第一本钱。望你倍加爱护与珍惜。切望有更精彩的专著问世，祝身体健壮并再结硕果。”

         在我调至陕西师范大学后寄往上海歌剧院他与叶野导演伉俪一部新著《神州大考察—激情燃烧的人生之旅》，此书开篇从30年前王树元先生专程从东海赶往天山携我考察新疆各地写起的，随之洋洋洒洒地抛出68万字的篇幅，将此后游历全国各地的不同寻常的人与事都编织进去，后由中国社会出版社出版发行，另有各报刊网站宣传报道，并由陕西师大新闻中心与电视台拍摄《读书开卷》节目，一时好评如潮、众口交赞，对此我真没要想到会有如此社会效果。为此我先后收到的两封信如实地抄录如下：

          其一 ：“看到你洋洋洒洒写了这么一本大书，心里感到十分高兴。回忆我们三十年前，冒着各种危险，携手登上天山大阪、帕米尔高原，在地球的世界屋脊上留下了我们壮美的足迹，今生足矣！张骞、玄奘之伟大，阳关古道之情愫，昆仑葱岭之超脱，均烙入心扉！这些都化做了你写作的动力、毅力，勤奋和不休。祝贺你的多多学术著作的成就。甜瓜结在壮秧上，好戏还应在后头，祝更上几层楼！”

          其二：“谢谢你寄来的书，书中记下了你坚实的足迹！你的著作很多，学术研究很有成果。的确感到佩服，应向你学习，学习你刻苦钻研的精神。至于我们之间的互相切磋鼓舞，也是令人欣慰的。谢谢在书中，你对我的过誉。其实，应该是我对你的刻苦精神的赞赏与向你学习的心意。衷心祝愿你在学术研究方面更上一层楼。

         我总认为，你的“高峰”应在当下及今后。随着年龄与经历的成熟与丰富，认识分析必然会更深刻，更准确，更有创造性与独特性！因而，希望你认真保护好身体，有了健康的身体及充沛的精力才有了“登楼”的最重要的物质基础。否则，一切都将无从做起。看来老生常谈，但很必要去认真实践！”

         记得我曾在新疆文联戏剧协会编辑的《新疆剧协通讯》发表过一篇文章《我们的良师益友》， 专门记载我随王树元先生在新疆考察之事，其中还有一些他在路途中的金玉良言：

       这次旅行确实给人印象太深，但使人感受最深的则是王树元先生，在他身上我发现了很多戏剧工作者应该具备的品质、素质和气质，他无愧为我们边疆文艺界的良师益友。王树元先生创作态度严肃，生活力求扎实。他在路上曾深有感触地说：“戏剧工作者应该读千卷书，行万里路，扩大眼界，增补阅历，这样做非常重要。生活面宽了，亲身感受多了，创作时才能左右逢源，得心应手。直接知识多了，才能不断产生联想，丰富构思，补充人物形象。”“艺术工作者要热爱生活，要具有高度的热情和丰富的情感。”“生活要有欲望，创作更要有欲望，没有欲望就不会产生作品，就预示着死亡。”

       他忠告我：“创作要有勇气和胆量。要敢于讲人民想讲而不敢讲，想讲又讲不清楚的话和事。写作不要无病呻吟，应该有感而发!我们不能白拿国家的薪水，人民的奉禄，而不为国家出力，不为人民说话。不为人民伸张正义的作家，连唐朝的白居易、杜甫都不如，连外国的巴尔扎克、托尔斯泰都不如。”

      王树元先生身旁常备有两本硬面抄，一大一小。白天在小本上随手粗略地记下一切新鲜、强烈而且有实用价值的事物和感觉。记下自然现象，地理山貌，风土人情，民族习惯和用品、人名等。晚上不管时间多晚、灯有多暗、人有多困，他总要尽可能仔细地、满怀激情地将上述种种见闻和感受化为散文、诗歌和歌词记录在大本硬抄上。

        在考察的路途上，他曾告诉过我一条观察和思维生活的方法：“在大自然界中，你要抓住生物锁链，以此类推，由点成线，然后由线连成片，还可抓住生态平衡，将各种动植物之间相互比较。渐渐你就会发现它们之间的微妙关系和行动逻辑。咱们写戏就是要写清楚这个问题。”

        王树元先生每逢艰难险阻和困难时总爱说：“车到山前必有路，船到桥头身自直。没关系，一切都会过去的。”并安慰和鼓励我：“生活艰苦，给人印象才深。多接触一些形形色色的生活，会使你获得许许多多难以预料到的趣事，而这些事件恰巧是我们戏剧创作所需要的部件。”他说：“别人越不愿去的地方你越要去，因为那里珍藏着人们想不到的创作素材。死待在大城市有什么好处，它只会使你生活枯竭、创作僵死。”

        王树元先生非常热爱生活与珍惜生活，并对祖国的山河充满热爱，对未来生活充满信心。他曾说过：“要仔细、真实、准确地记录下生活中一切有用的东西。” 他提出“创作要有主见，要敢于坚持自己的观点。创作的幼芽是很脆弱的，没有主见，不坚持自己正确的观点，就容易被摧毁。”  

      他深有体会和感触地说：“戏剧工作者应该认真观察生活，尤其是生活细节，要观察的细致入微。艺术作品中如果没有真实的生活细节就无法使人相信，也不会感人。”

      至今我深深怀念恩师王树元，感谢他过去教会了我如何做人，怎样编剧与著文。此次又手把手地告诉我怎样深入生活、旅游与采风，如何用照相机与日记本记录下自己真实的所见所闻，如何用各种文艺形式记载下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并且使之发扬光大。

         在我脱离文学、艺术杂志社工作，调至中国戏剧家协会新疆分会主持工作后，王树元与叶野老师来信祝贺：“很高兴地知道你已调入新疆戏剧家协会工作，并在创作事业及组织工作方面，取得许多成绩，我们由衷地感到高兴。你的闯劲及对生活、对事业的热爱及热情追求，给予我们很深的印象。这些内在气质就必然导致成功之路。一待外部条件成熟，机缘与时机到了，鹏鸟即可高飞，蛟龙即可下海。这是在意料之中及必然而至的事。所谓积蓄力量，待机而发，积之益深则喷之益烈也。”

         在我快要退休之际，我又想起了上海歌剧院长年无私帮助、支持、鼓励我的王树元先生，特地寄去新出版的三本书，还写了一封信，信中写道：

        ”尊敬的王树元、叶野恩师：您好！前不久收到你们手签的贺卡，读后非常激动。时过三十多年后，老师还是那么真诚地关心和帮助我。多年来我一直不忘当年在上海时，你们的谆谆教诲。并常常获得你们的暗自鼓励，这始终是我前进的动力。我至所以低学历，却要跻身于高学历的科研中，就是力图以此来证实自己的能力。从事具象的文艺创作不行，那就转行于抽象的学术理论研究。不觉十来年写了十余本书，虽然水平不高，但可看到我不断攀登的脚步。”

        我将新出版三部专著《电影与戏剧关系研究》《那些外国大盗》《长安文化与中华民族文学》，寄去请多加指教。我在本月即兴写过一篇博文，学校电视台为我作过一期节目，都与我们师生友谊有关联。特敬寄，请抽空审阅。 欢迎恩师有机会来西安游览。若有去上海的机会，我会再次虔诚地登门求教。我有幸再次接到王树元先生的来信，信中写道：

      “如今回家，才从居委会拿到你的书及信，粗略翻翻十分高兴。看到你寄来的《那些外国大盗》与《长安文化与民族文学研究》大书两本！欣喜之情，难以言表！特此衷心祝贺！十分羡佩你的创作热情及书写能力，这都是你多年黄卷青灯、努力写作的心血结晶。如今形势飞快发展，新事物层出不穷，目不暇接，深感自己的老思想、老观念已远远落后于时代，必须努力向青年人学习，并尽可能多做些力所能及的事。随着你年龄与经历的成熟与丰富，认识分析必然会更深刻，更准确，更有创造性与独特性！你精力充沛，创作旺盛。险路高峰之上，必然摘得长生果，光耀史册。是所至盼。”

        2017年12月的一天，我在杭州佛学院参加完“第十五届吴越佛教学术研讨会，东方唯识学研究会成立大会与中国斯里兰卡佛教论坛”后，来到上海澳门路288弄23号楼1401室，拜见著名编剧王树元夫妇二人，这是我们师生自1981年夏季至今有37年后的难忘会见。那是我才是刚出大学校门的年轻人，如今已过花甲之年，二位老师也快要奔九十岁了。相见时无拘无束地拥抱在一起，我这个老学生更是格外激动与感恩。

        多少年来，我们天隔一方，只能在书信与网络上交往，除了在过去的记忆中，他们为我们国家所奉献的众所周知的优秀文艺作品之外，其他一切不可知。这次方了解，王树元先生解放前在山东济南上中学期间，参加著名的“新安旅行团”，随着解放全中国的炮声，沿着铁路线来到上海，认识了新四军部队文工队的叶野女士，扭着秧歌、打着腰鼓，一起进入上海歌剧团，创作、导演、演出一系列文艺节目。

          这次王树元先生送我的由上海文艺出版社2012年出版的“上海老作家文丛”第三辑《王树元戏剧五部》中，收录了话剧《杜鹃山》、《未完成的画像》、《雁飞飞》、《小巷深深》，歌剧《大野芳菲》。在前言、后记中，还了解到王树元恩师还写有许多优秀影视剧作品如《赤胆忠心》、《木匠迎亲》、《罗霄志》、《雷锋之歌》、《浦江春潮》、《一件小事》、《老杨医生》、《梅林战斗》、《井冈茶》、《鲸油》等舞台剧作，另外还有电影剧本《骄杨》、《井冈山》，以及大合唱《金澜》。当他从书房抱出一捆捆包扎整齐、数易其稿的文学剧作和采访笔记时，真让我这后生震惊与汗颜。

      我实事求是抄录了上述的普通家信，读到如上感人至深的肺腑之言，在当下换笔，只打手机，不曾写信的人们，该有何等感想。贵人的帮助在一个人的成长过程中难道无足轻重吗？

        我想说，多年来我就是靠年长一辈的老师无形的手推动才一步步地前进着，有失败，困惑，也有成功和喜悦。年轻时庆幸曾受到名家师长王树元 的激励，才产生一次次奋发向上的动力。在目前最需要有人批评指正为我加油时，又是恩师的及时出现，在我脊背后烧起了一把火。在过去的三十年中，正是他不懈的鼓励下，我一次次获得勇攀高峰的勇气。如今在人生的节骨眼上，听了他的一席话，我能稍有懈怠，不思进取吗。

                           选自即将出版发行的《大爱:友人天地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