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1，前排：郑汝中，蓝玉崧、王克芬、席臻贯，后排：霍旭初、高德祥、黎羌）                                         

                  著名石窟学者郑汝中与霍旭初

                                 黎明羌笛

      告示：这是我的新书《大爱：友人天地情》即将出版发行前收入的最后一篇文章，旨在尽可能全面地将对我一生中有帮助有教益的恩师学友都收入本友情集中。本来此书应该是在去年年内面世，但是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病毒打乱了我纪念自己工作五十年庆典的计划。由于全国编辑印刷发行宣传部门的歇业停摆，只有顺延希望今年下半年了结此书，亦借此衷心感谢近年来广大网友对我的真诚祈福与期待。如果此书能如期印行，相关师友感兴趣者，望届时通过微信告我联系地址，我当一一认真核实尽快寄达。谢谢！                             

          常言道：“到什么山唱什么歌”。我出生、生长在遥远的新疆，先后在乌鲁木齐、阿尔泰、塔城等地学习、工作。论及文化背景和学业条件，再怎么山转水绕，似乎与“中国四大石窟”之敦煌、龟兹石窟艺术也不会发生任何联系。可是不可思议，我的学术生涯竟然由此开始，并得以长足发展。想来真要感谢曾邂逅的两位大我近二十岁的著名学者，他们是敦煌研究院的郑汝中先生，还有龟兹石窟的霍旭初先生。

记得我在新疆文联工作期间，正是认识了这两位在国内颇有名气，德高望重的石窟艺术领域专家，才开始逐步走上研究西域佛教文化与丝绸之路艺术的道路的。也正是这二位知识渊博、多才多艺的长者的无私帮助，才促使我在中国西部民族音乐与戏剧艺术研究与探索方面取得了一些成绩与进步。甚至几度试图遵循他们开辟的道路，为敦煌、龟兹石窟学术研究奉献一生。

 （图2，黎羌、霍旭初、何昌林在北京房山石窟考察）

                                   （一）

那还是在20世纪八十年代初，我曾伴随上海歌剧团的著名编剧王树元先生，前往新疆天山南部塔里木盆地去考察与采风。其中印象颇深的是地处阿克苏的安西大都护古城和拜城境内的克孜尔千佛洞。在那里我有幸遇到了新疆歌舞团的音乐歌舞编导霍旭初与王小云女士，他们正在那里通过佛教壁画考据古代龟兹乐舞，准备步甘肃歌舞团《丝路花雨》后尘，将其搬上自治区文艺舞台。

在我返回乌鲁木齐市之后，自治区文联领导刘肖芜、王玉胡、茅塞等竭力主张创办《新疆艺术》，遂将我从《新疆文学》编辑部调往此杂志社，主管音乐、舞蹈、美术、戏剧等艺术门类。也是此时间，我又见到主攻西域宗教艺术理论于实践的霍旭初先生。他不仅拿来了由他编剧的《龟兹乐舞情》的文字本与评述文章，还令人吃惊地送来一部值得连载的《龟兹乐舞史话》。当我将其编辑处理后，陆续发表过程中，果然赢得国内学界的一片赞誉。

后来，我们又一起应约前往敦煌、西安、北京等地参加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举办的各种学术会议。有机会一起交流、切磋，并陆续结识了不少在国内有造诣、有成就的石窟学者于佛学家。与此同时，我们齐头并进，霍旭初在佛教音乐艺术，我在佛教戏曲文化方面收获了不少成果。再往后，他将研究方向转向佛教石窟美术方面，并且萌生了转行调往克孜尔石窟研究所的动念，问及初衷和原因，他笑答曰：

1979年初冬，我还在新疆歌舞团工作，第一次出差到了克孜尔石窟，就一下子被此地古老精美的壁画迷住了。从此之后，我每年都去克孜尔石窟，考察于研究石窟艺术。虽然当时只觉得壁画很美，还不知道什么内容。可就在那一刻，我的心再也离不开石窟了。

克孜尔石窟是我国开凿最早的大型石窟群，也是西域地区现存最早、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洞窟类型最齐备、影响广泛的佛教石窟寺遗存。特别是真实表现了公元3—9世纪佛教艺术在龟兹地区的创造发展和高度成就。它以独特的洞窟建筑形制和壁画风格，揭示出佛教经西域地区向东传播的历史轨迹，以及在传播过程中的本土化过程，古代东西方文化交流的结晶。

                （新疆龟兹石窟研究院霍旭初研究员）

我通过当时克孜尔石窟研究所所长姚世宏之口，获悉他非常欣赏来自天津书香门第、极富艺术气质的霍旭初编导。这位15岁参加革命，毕业于西安的延安大学，主动要求支边的英俊青年，对古代西域文化怀有深情厚谊。姚世宏所长多次邀请他到克孜尔石窟考察，让举荐他与配合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研究所谭树桐先生，一起编簒《中国美术分类全集·新疆壁画全卷》。

在此基础上霍旭初先生厚积薄发，完成了如《龟兹艺术研究》、《考证与辩析——西域佛教文化论稿》、《滴泉集》、《西域佛教考论》《丝绸之路——新疆佛教艺术》等许多学术专著。还有发表如《鸠摩罗什大乘思想的发展及其对龟兹石窟的影响》、《克孜尔石窟故事壁画与龟兹本土文化》、《龟兹佛教与石窟研究新视野》、《阿艾石窟题记考识》、《敦煌佛教艺术的西传_从新发现的新疆阿艾石窟谈起》等一批有分量的学术论文。

处于对克孜尔石窟、龟兹艺术的挚爱，霍旭初先生在新疆龟兹研究院成立的前夕，终于实现了自己的夙愿，从新疆首府乌鲁木齐调到巍峨明奥依塔山下、清澈渭干河河畔的这座遥远而清净的佛教圣地。新疆龟兹文化在现库车、拜城地区，古代西域安西大都护府龟兹国的境内有大量历史遗迹。龟兹石窟是龟兹国境内石窟的总称，包括有克孜尔石窟，库木吐拉石窟、森木塞姆石窟、克孜尕哈石窟、玛扎伯哈、托乎拉克埃肯石窟等六处主要石窟，以及台台儿石窟、温巴什石窟托乎拉克店石窟、亚吐尔石窟等小石窟。这里确实是一片 从事古代佛教文化研究的广阔天地，“天高任鸟飞、海阔任鱼跃”，在此巨大的学术空间。任其霍旭初先生充分发挥自己的才能。

在龟兹研究院工作期间，霍旭初感慨先生感慨不已。因为在此之前，他发现日本较之中国要早很多年出版《新疆壁画》图文画册，在西域佛教学术研究也走在前面。他又一次在记者面前，拿出民国时期日本著名学者羽田亨的一部名著《西域文明史概论》，指着书中的一些被盗窃壁画插图慷慨陈词：“瞧，这些克孜尔石窟壁画，早被毁了，可里面一些观点还能用。这本不超过5块钱的书，现在应当算是文物了。”

我在《新疆艺术》编辑部工作期间，他费劲周折，从日本书刊中找到复印到被盗窃走的“龟兹乐舞舍利盒”实物照片，喜不自禁，并将其撰写成考证文章，广受国内学界的赞誉。记得他还告诉我，“过去老说敦煌在国内、研究在国外；龟兹在新疆，研究在敦煌。我们要立志将此不正常的落后局面改变过来。”

                               （图3、霍旭初先生著作《龟兹艺术研究》

正是经过克孜尔文物研究所、龟兹研究院一批批专家、学者的努力，数十年来，在龟兹文物保护理论、保护技术与方法研究；龟兹文物保护及修复、学术交流取得巨大成就。 在此地召开的“唐代西域文明—安西大都护府国际学术讨论会”，以及近年收集到海外8个国家20余家博物馆和美术馆收藏流失海外的300余幅克孜尔石窟壁画的高清图片，所编汇为“海外藏克孜尔石窟壁画及洞窟复原影像集”，并在全国各地举办“丝路遗韵五彩龟兹——龟兹石窟壁画艺术展”，使之此石窟文化艺术大放光彩。

本世纪初，克孜尔石窟作为“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的路网”中的重要遗产点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名录，更加提高了龟兹石窟文化在我国与国际上的知名度。唐代边塞诗人岑参在《北庭贻宗学士道别》中有"今且还龟兹，臂上悬角弓"的诗句，如今对于以霍旭初先生为首的龟兹学专家，在新疆文物研究、弘扬中华民族文化方面，是该到了大展宏图的时候了。

                             （二）

我在《新疆艺术》杂志社担任音乐、舞蹈、戏剧编辑之后，多次去甘肃敦煌石窟去考察学习与组稿，总少不了寻觅通晓古代音乐歌舞的专家拔刀相助。可遗憾的是当时的敦煌文物研究所并无此方面的专门人才。即便是后来虚设“敦煌音乐研究室”，也只是托付于甘肃歌剧团团长、作曲家庄壮兼职代管。另外则短期借调甘肃省文艺团体的民族音乐家席臻贯、舞蹈家高金荣客串帮衬。

自1945年在遥远的荒山野岭成立的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到1950年改组成立敦煌文物研究所，由著名画家常书鸿担任最早的所长，只下设考古、总务两个组，仅限于敦煌石窟的清理、调查、保护、临摹等工作。后来文物研究所成立保护、美术、考古、资料、办公室等组室，实施了石窟大规模的维修保护，开展了石窟资料的全面调查、石窟艺术、考古、佛教内容的研究，令人遗憾的是一直没有想到设立石窟音乐、戏曲、舞蹈、杂技等科研部门。

根据社会形势发展需求，1984年扩建敦煌研究院，先后由美术史学家段文杰、文物考古家樊锦诗为院长。不断扩大综合性保护、科研文博单位编制，其保护范围从敦煌莫高窟延申到西千佛洞、安西的 榆林窟、 天水的麦积山石窟、兰州的炳灵寺石窟、北石窟寺等地地，科研部门设立美术研究所、考古研究所、文献研究所、敦煌研究院资料中心，敦煌藏经洞陈列馆等。随着中外文化交流的不断加强，多学科研究范围必然要拓展到佛教石窟演艺文化领域。

正是丰富多样的乐舞文化遗产初步受到社会关注和重视的情形下，出生北京、学习在江苏、上海，供职在安徽艺术学院、合肥师范学院、安徽师范大学艺术系的郑汝中先生，突然决定舍弃江南高校的安逸舒适的生活待遇，毅然决然地西行数千里，应聘来到三危山下、党河岸畔的敦煌莫高窟应职。他踌躇满志，要仿效汉代张骞、唐代玄奘、宋代王延德、清代林则徐一样，来西北丝绸之路之路“东方佛教宝库”，进一步实现自己的民族音乐文化遗产保护与研究之梦。

郑汝中研究员在敦煌石窟文化研究长足发展时期，不负众望，潜心研究，陆续完成 《敦煌石窟全集·飞天画卷》、《解读敦煌·佛国的天籁之音》、《飞翔的精灵》、《西域佛教考论（中国佛教学者文集）》等学术专著，《敦煌壁画乐器研究》、《敦煌壁画乐伎》、《敦煌壁画中的弹拨乐器》、《敦煌音乐中的若干问题》等学术论文，卓然成为新兴崛起的敦煌音乐研究大家。他在大面积对敦煌石窟壁画进行考察过程中，认证敦煌音乐乐器均来自华夏本土，绝非“外国货”：

现今有一种倾向，即在论及敦煌音乐之内容涉及整个音乐发展史时外来之说甚占优势，来自西域输入东渐之说比比皆是。我对“外来说”提出异议，并非出于狭隘的民族主义争论文化之所有权，而是尊重历史的真实去伪存真、还其本来面目。在古代我国与外国音乐的交流是有的，但受外国影响甚微。如果说有影响有渗透作用，那主要是在现代。因此。我认为敦煌壁画中的乐器绝大多数是汉民族在长期的音乐实践中创造出来的，并不一定都是由丝绸之路传来的“外国货”。

郑汝中先生正是坚持此种学术观点，全力投入弘扬与发展中华民族乐器的事业之中，在几十年中的学术生涯中，他与甘肃音乐、舞蹈同行者结伴，从事繁复、辛劳古代敦煌音乐的乐器、曲谱普查等研究工作。当年郑汝中先生孤身居住在荒凉、艰苦的莫高窟的风沙低洼简易楼中，长达十余年，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地拖住虚弱的身体，每天举着手电筒、上高爬低钻洞窟；每晚爬在狭窄阴冷的小屋木桌上，整理资料、绘制图纸。还有与合作者一起不辞辛劳、跋山涉水去全国各地寻找工厂一件件复制、调制几经失传的远古乐器的繁忙身影。

郑汝中的合作者庄壮我很早就认识，他是甘肃歌剧团副团长，民族音乐作曲家，一位敦实执着的关中汉子。他因谱曲与主持排演著名歌剧《向阳川》，受到周恩来总理等国家领导人及社会各界高度赞扬，创作的《延安精神永放光芒》等20余首歌曲获得国家和省级奖励。后因痴迷敦煌古代音乐与乐器，竟然辞去歌剧团副团长职务，调入敦煌研究院工作。1984年出版了颇有开拓性的《敦煌石窟音乐》一书。

他们的不朽功绩体现在对敦煌石窟（包括莫高窟、西千佛洞、榆林窟、东千佛洞和五个庙）种类繁多，数量庞大，多达50000平方米壁画上绘制的自公元4世纪至15世纪1000年的古代乐器图像，通过一代又一代的仿制与复原，能让敦煌壁画乐器的生命得以延续。各种古代乐器要经过搜集资料、论证、制图、线描、彩绘、选材、制作、雕刻、漆光、装配、调律等15道工序，按其敦煌壁画乐器原型，制成仿古乐器三十五种、六十余件，并通过专家鉴定和用于演奏。

从1988年开始，为了抢救失传千余年的敦煌乐器，他们主持在北京一家乐器厂复制了54件敦煌壁画古乐器，同年３月，在北京通过了省部级科学技术成果鉴定，后获得文化部科学技术进步二等奖。1992年9月，中央音乐学院民乐团与北京电影乐团和甘肃文艺团体院校演奏家联合举办了《敦煌古乐器演奏会》。为了方便研究，清晰展示，研究者给乐器进行了分类。按照演奏方式和方法的不同分为吹奏乐器、弹拨乐器、打击乐器和拉弦乐器四大类，50余种，近6000件。

1994年，第二期共复制出4大类、260余件乐器，由甘肃省敦煌艺术剧院用之演出《敦煌乐舞》，先后在国内及韩国、日本等演出100多场，其中2001年在日本巡回演出两个多月、70多场，敦煌乐器应邀到日本展览演出，1995年，敦煌艺术在香港展览，其中就有复制的敦煌乐器，每天的现场演出受到人们欢迎，西安音乐学院筹办西北民族音乐文化展览馆时，将敦煌乐器作为三大内容弦乐器、管乐器、鼓乐器之一。

令人大开眼界，在国际会展中心敦煌文博会上。琵琶、箜篌、筚篥、胡琴、鼓、筝、琴、瑟等97种从敦煌壁画中“复活”而来的古乐器首次亮相，郑汝中先生绘制了一幅《敦煌壁画琵琶形态图》，形象显现50种敦煌壁画所见琳琅满目的琵琶图式。他自讲演指出：“这50种图形，基本可以概括一千余年中的中国琵琶流传的形态，若再与今日基本定型的琵琶对照，可以看出这件乐器在我国发展的脉络。”日本著名敦煌学家藤枝晃先生听取讲演后赞赏说：“只有真正在莫高窟做研究的人，才能写出这样的文章。”

在由甘肃省委宣传部主办，敦煌研究院、甘肃省文化产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合作在敦煌国际会展中心举办的“第三届丝绸之路（敦煌）国际文化博览会”，以及承办的“锦绣丝路天籁敦煌”主题展览与“敦煌壁画古乐器复原展”的电视录像前，近九十岁的郑汝中先生坐着轮椅参观了"到世界找敦煌"——敦煌流散海外精品文物复制展。他将目光停留在乐舞的画面上，特别是唐代《炽盛光佛并五星图》上，这幅展品中的五星以人物形象绘出，其中西方太白星正在弹弦奏乐。他在多达117件敦煌壁画仿制乐器实物前的盛况展演，矢志不渝、魂梦牵绕，终生情系敦煌乐器研究，又一次提出通过敦煌壁画让更多的人了解莫高窟，了解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提高艺术审美力，增强民族文化自信。

                                      （三）

在文物考古学界，在公众舆论界，人们对郑汝中与霍旭初了解的都是他们的公职，一位是甘肃敦煌研究院研究员，一位是新疆龟兹研究院研究员；但是忘记他们同时又都是我国著名的民族音乐家，一位是知名琵琶、古筝演奏家，一位是知名小提琴演奏家。不然他们怎么还作为首席专家主编与撰写 《敦煌石窟全集·音乐画卷》、《敦煌壁画乐器研究》、《琵琶指境》、《振兴丝绸之路音乐》、《新疆音乐文物综述》、《中国音乐文物大系·新疆卷》等学术著述。

众所周知，在20世纪初在上海极负盛名的琵琶宗师是一位博学多才的学者。喜绘画善音律，尤 精琵琶汪氏将传世之琵琶谱通过演奏实践整理出一套可行的曲目，当时称汪氏的琵琶艺术为汪派称汪氏为琵琶大王。郑汝中先生是琵琶汪星庭与李松廷先生的得意门生。他随从汪氏潜心研习多年深得其艺术神髓，衣钵的传递者，是汪派艺术承传之代表人物。

《新疆艺术》杂志社我的同事李根万编辑有幸倾听过郑汝中先生琵琶演奏高潮技艺 ， 他曾著文描述：

郑先生的演奏风格，轻松自如风度潇洒，没有丝毫内在的压力和外部的夸张。随着音乐 情绪的变化，忽而重扫疾弹、气势磅礴，如铁骑突出振撼人心；忽而轻挑切抹柔情，婉转如 涓涓流水，实在炉火纯青，令人神往。

另外郑汝中先生还是一位卓越的书法家，他长期致力于古乐器和敦煌书法研究，他撰著出版了《 郑汝中书法集》、《郑汝中书法选集:雪墨书影》、 《敦煌写卷行草书法集》 《敦煌写卷行草书法集》、《敦煌书法管窥》《敦煌书法库》 《敦煌写卷书法精选》 《郑汝中卷-陇上学人文存》等图文专集。郑汝中先生还撰写发表了不少关于古代书法方面的学术论文。诸如他发表的《汉字演变与佛教写经、刻经 》一文,不仅阐述了汉字书法与佛教写经、刻经的渊源关系,还提 出了一中国书法史应由“宫廷书法 ”和 “ 民间书法” 两部分组 成的鲜明观点。

。霍旭初先生身为新疆龟兹研究院研究员、敦煌研究院兼职研究员、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顾问、新疆龟兹学会副会长，因长期从事西域佛教文化与新疆民族音乐研究，一生最大的兴趣与爱好是藏书，“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是他经常挂在嘴边的口头禅。他家中珍藏有8000多册书，分为历史学、敦煌学、考古学、佛学、地理学、艺术学等种类。据他叙述：

书在我眼里是最值钱的东西， 每天抱着书钻研石窟艺术时，心里是多么惬意、充实，这就像古代的隐士和老僧，在石窟和禅房中吞吐的都是精神道场。买书、藏书的过程，也是一个研究的过程。有时候，为了一个观点，甚至一个字，弄不清楚，不死心，这相当于科学家用显微镜发现，医生用手术刀解剖，又累又苦，但又很幸福。

 霍旭初先生每次去北京出差，最喜欢跑到北京海淀图书城，蹲在一个挨一个的旧书摊前，慢慢地翻着，看着，寻找自己需要的书。一些古旧的线装书，包括《二十四史》的部分线装书，就是他在那里买到的，有时候，碰到有价值的古旧书，他会花高出两三倍的价钱买下来，如获至宝。买书、读书、藏书的艰辛过程中，他汲取了很多前人的精神成果，这些精神成果也丰富着他，使他的西域佛教与艺术研究成果颇多。

我曾受霍旭初先生的影响，也渐渐热爱起买书、藏书的习惯，有时还托他见到有价值的书也替我带几本。有一次，他竟然去北京出差，回新疆乌鲁木齐市后，在车站上接应到他不远万里，风尘仆仆、艰辛捎回送我的一套多达三卷厚重的精装书籍，即上海古籍出版社新出版、发行的任半塘先生编撰的《敦煌歌辞总编》，真让我大喜若狂，感动不已。

自从我调到内地高校后，数十年来远离敦煌的郑如中先生，新疆的霍旭初先生，实在有些想念他们。实在希望有朝一日，还能在一起意味深长地品茗舞墨读书吟诗，并能侧耳聆听他们的琵琶、小提琴的优雅琴声，再次享受在敦煌、龟兹石窟中的东方禅韵。

《大爱：友人天地情》黎明羌笛（李强）编著

          内容简介

这是一部来自祖国大西北知名学者、作家与他尊敬爱戴的数十位师友，用生命、心血、情感、美文交融编著而成的充满传奇色彩的友情合集。此部图文并茂的大爱友情之书，收录了我精选的72篇长短文，58幅图，96首诗词，收录了24篇名人为我赐奉的“大序”，所寄写的48封书信，还有亲朋戚友、学生弟子书写的36篇亲情美文，均为馈赠给我最珍贵的礼物。全书由三辑、八章正文与上百幅精美图录所组成。内容其中包括皇天后土，叙述不尽山水情；师友交结，贵人指路天地宽；序跋书评，微言大义锦绣文等三个专辑，以及履历足迹、家人友朋、大师评传、群星璀璨、赠言絮语、师友序跋、学友评论、文坛风采等八章“我的故事”。另外还有五个文艺研究、创作成果和附录，及其“我的自序”：情爱播撒天地人；“我的后记”：感恩戴德情意长，从而形成一系列美轮美奂一系列朴实无华的图文篇章。首次公布的大量书信、贺卡、短信、照片、图文，以及大批传记、人物访谈、散文、诗歌、札记、日记、博文、图像，构成我半个世纪个体生命所汇流的亲情、爱情、师情、友情的壮美长河。亦成为回忆与纪念那个充满忧患、哀愁、喜悦、快乐与希望的可歌可泣的宏伟史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