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陲那遥远的梦 
2018-09-25 20:53: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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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边陲那遥远的梦                        

 

                                   黎明羌笛

 

                     

 

     在人生中,或许人们都不会忘记自己的父母与亲戚朋友,更不会忘记自己的家乡与第二故乡。很多人不甚了解,在遥远的新疆,自古迄今,生活着一批又一批“老新疆”,有人称其为“老白卡”。实际上他们都是来自内地的汉族人。我的父母祖上来自陇豫,即甘肃与河南。可却三辈子人都认新疆塔城为自己魂牵梦绕的故乡。

     我自然也随了这个俗,念了这个经。大半生不管在哪里,也忘不了周期性地回塞外家乡看看。这次,又是沿着这么一条让人怎么也忘却不了,充满了爱憎与梦境的路,我又回到了久别的故乡。

                                     

 

                  一、塔城风貌与亲戚传闻

在昔日的迪化,今日的乌鲁木齐。班车是凌晨七时半进的客运站,冬末春初的天还是全黑,出车门看到一切都是僵硬凝固的,只有天上清冷的星星眨着眼睛。我哆哆嗦嗦背着行囊高一脚、低一步地从古老的城墙根缓缓行走,看到路边的高耸的白杨树,听到石桥下哗哗流淌并带有炸裂声的河水,数着路旁稀稀落落的灯盏。

我不觉油然想起上个世纪一九六二年秋天,我们全家从阿勒泰搬家到塔城的情景,车先是停在丁字街口顶端的“女子中学”门前,车灯扫射着高大、苍劲冲天而立的白杨树,森森然如进森林。车旁沿街耸立着一排排欧式洋房,使人又恍然步入异族世界。当天晚上车开进一家高屋深院,那是姑姑与奶奶家。满院子的果树与牲畜,墙边兀立着嵌铁的爬犁;进屋是红红的牛粪火与铁铸的酥饼烤箱,高大毛炉前洋铁壶煮着飘香的奶茶;正屋则堆满是俄罗斯式家具器皿。从此以后,我就在这样一个令人陌生而新奇的空间开始了丰富多彩的中学生活。

来塔城时一路天寒地冻,可待了不足一周则冰消雪化、冰河解冻、雪水流淌。逢年过节在家中空暇间颇有情趣的则是四处走走,说不上是游览还是追思,总之为得是从现存的古物旧迹中寻回悠远的失落的历史。特别感兴趣的则是询问自己的家族历史。

先是在灯下烛旁打探爷爷迁徙新疆的实情,父亲说爷爷原为兰州市平番县即今天的永登县水磨沟人氏,是这里一家有学识文化号为李师爷门下之子,清末民国初年携妻与妹走口外,妹父名叫王怀刚,滞留迪化。古话云“要挖金去阿山,要吃粮去北雅!”后西行北上至北雅,即现在的塔城,又到裕民“江格斯”,哈语为“一个人”,汉人称“新地”,祖辈在此置三十多间房屋与二百多亩地,以及大群牲畜,后于三区革命时被没收充公,只有返至塔城另立家业,爷爷李国栋,绰号“李大邦”,在有钱人家充当会计,写着一手好字。当家境渐渐富起来时,竟可与赵、安、周龙官比肩成为“塔城四大家族”,至到一九五八年过世乃留下一笔家产,可遗憾的是我们一家在外,不能如数清点归帐,至使几年前为地契一事李家兄弟间还闹些不悦。

大年初一我去河边姑父家拜年,老人家本名为霍贵友,祖藉河北周口店人,二十世纪初从俄国海参威西行至斜米斋桑一带,先娶一位俄罗斯姑娘为妻,生一儿一女,后带子尤勒嘎回国娶我姑姑李碧桃成婚。姑父实为生意场上老华侨,置一套市中心大院生产街66号,内有果园、畜棚、水井、仓房、正屋、侧房等,院内爬犁、大车、农具应有尽有,室内大多为清一色的苏联式家具、用品、器皿。给人印象深的则是正面墙上挂的一口镌有奔马形象的俄式机械座钟,以及欧式的大喇叭留声机。翻阅他的橱窗内藏有一迭迭苏联与中国的音乐戏曲唱片,其中似乎以京剧具多。姑父将大院卖掉后搬至二公园附近的农舍内,虽然房屋增多,室内装璜也现代化了,可是已逐渐失去了原有的韵味。我们去探视时,姑父颤颤巍巍地被人扶出来,形容枯槁显然已老了。略加打问,其岁数把人吓了一大跳,原来他已是98岁的高龄,几乎为二十世纪同龄。

顺着北门新开辟的巷道直走,不知不觉竟然走进偌大的老坟地,白雪茫茫中历年修筑的坟丘连绵起伏。再映衬着蓝天远山,一股庄严肃杀之气不觉侵身而来。雪虽深,但还是有人于年三十前来吊唁亡灵,高耸的长满杂草的坟墓前散落着零星供食酒烟与纸灰。贴地面成群飞翔着鼓噪不已的乌鸦。坟碑多由木头、水泥与石料制成,上面标识着亡人的生卒与籍贯。我突然发现安睡在此的以山东人居多,然后是天津、陕西与甘肃人。特引人注目的是一尊刻有东正教十字架的墓碑,一边是汉文一边是俄文,考妣叫巴甫洛娃·玛丽亚,卒年时七十三岁,想来是东北华侨携入的俄国妇女,此现象正好印证了我编写的涉外影视《风雨洋行》的真实历史。

每日空暇时总要与母亲多聊聊家长里短,并不时地刺探几句与她老人家有关的亲属之事。听介绍,母亲在解放前曾与党家与吴家结为干亲,数年后方知的党家干爹为达斡尔人。原本家庭雄大殷实,几个儿子财大气粗,耀武扬威,可随着时光流逝,此门户已落得家破人亡,妻离子散。党家老大与老四都死于非难,小儿子保保也被车挤死。令人热羡的长满桃李果树与丁香花的大院也被分割的七零八落,举目一片残败。吴家老人已经故去,儿女四散而去,大儿守家,其妻一直疯颠,其小儿媳妇被一大款勾引离异,只落得沉重的债务,度日如年,因此婚姻是母亲介绍,每每提起此事老人家都追悔不已。

                         

 

          二、古城墙内中的党家大院

记得我与家人 在新疆塔城塔塔尔街没住多久, 又搬入新城内的党家大院,这是一个远离姑姑家大得多的一溜平房、一大片果园与菜地的祖传古旧庭院。院内的住房分为几个单元,均为一明两暗,供党家几个儿女分住。正房自然是党家爷爷的居室,他老人家长得慈眉善目,上唇被厚厚的花白相间的刷胡遮掩,头发茂盛,梳理得丝丝缕缕,纹丝不乱。他中等个头,身体磁磁实实,说话洪亮,听起很有威严。

   据党家老大说他的爷爷与爸爸长得很像,都是东北达斡尔族,早年从山西边关调防而来,成为附近索罗营的官吏,并率领各族官兵修筑与世代居住这座边城。我一直不清楚,父母是怎样与党家攀上亲。搬去之后,老听到他们平辈人相互称兄道弟,称姊道妹,似乎在重温昔日的亲热。

 对于我与年幼的弟妹,党家院内最让人留恋的是住房平台前的那两桩丁香树与果园里那几棵酸梅槟子树。不知何时何人种植的几人合抱的丁香花树足有一人多高,其中有些枝叶已超越了高大的房顶。碧绿的叶呈桃形,大而富有光泽,紫色碎花密小且香气醉人。蓦然散逸着令人心荡神摇的幽香。清晨我喜欢漫步走进树丛,观赏依枝攀援绽放的白、红、黄、蓝几种色彩的牵牛花,人称喇叭花,白天徐徐开放,傍晚眼看着花瓣慢慢闭合,这一切就像一群群落幕隐退的美丽的演员。

  院中的酸梅树枝叶扶苏,暗香移动;槟子树枝繁叶茂,如花似盖,两种树所结的果实色彩相近,不过一深一浅一些,都是紫红色。槟子是当地人的叫青果,外地学名不知应称什么,李子?梅子?不得而知。反正我觉得它好吃爽口,青时发涩,但咬下去满口溢香;红起来酸甜相加,甘甜提神。我那时候一放学,若没事,就喜欢翘首树下,仔细观察槟果的成熟程度。另外党家大院还有两种水果,更让人垂涎,即树上的樱桃,红殷殷、血点点;地下的”红姑娘子”浅红光亮,“棱状”的薄翼外壳,如珍珠般滚圆的红果心姑娘常从果蒂处允吸完酸甜的浆汁与籽,然后吸贴在舌尖吹泡,相当于现在流行与市场的泡泡糖。

党家侧门不远处即为新城城墙,用黄粘土夯制而成。大约有三层楼高,天长日久,城墙上的砖砌城碟与垛口已经荡然无存,只剩下当年镐釬刀斧所留下的印痕,令人难以忘怀的是城墙脚下的那颗老榆树与那眼常年流水清澈甘美的泉眼。

猜不准老榆树的实际年龄,只下意识地感觉它的古老沧桑,树干粗硬,沟壑纵横,扭曲的肢体上遍布铁甲硬皮,隆起深抓大地的根须,像呼风唤雨的风爪一般环围守护着一汪泉水,静时平滑玻璃清洗地倒映蓝天与古树树杈,动时气泡如串珠,吐云喷雾,摇碎花草日月,我每天清晨与下午都要去泉边汲水,每次到泉边首先要照照水镜看看泉底气泡升浮,有时还用双手在泉眼外木槽掬水饮食擦洗,不觉一阵阵清沁舒意。

新城党家离三中很远,上初中功课很重,每天都要早起晚睡,上下学两头都要抹黑。有一次清晨去学校路过党老二家,他家一只大黄狗听到脚步声,突然挣断铁链,从大门底横木下钻了出来,不吭不叫地扑向我咬起来,我且战且退,谁知跑坏了,它呲着大嘴獠牙猛扯了我大腿一下,我腾空跳跃起来,待再落地时,发现左腿被深深地咬了一道口子,裤子破了,鲜血直流,待老二闻讯赶出门来,我已倒在地上,他与媳妇将我扶起到党爷爷那里遭到老人家一顿臭骂。

由于腿伤,好端端的学暂时不能上了,我每天只有坐在住房平台上,看着日出日升,听着鸟鸣狗吠,上不了新课的我干脆翻阅背诵《新华字典》中的字和选词。如在学校系指高校玩过一段笛子又托人买来一只加黑匣,似斑马线的长杆梆笛,没事就在丁香树树荫下,吹上几支民乐曲子,有时瞅着父母不在家,心血来潮照猫画虎想做上一道菜尝鲜或者充饥,不想因不知道放清油,而扒焦了锅底,满屋冒起黑烟,吓得人呆若木鸡。

                            

          三、出野外打草遇到马惊车翻

在党家期间,还出了一件最惊心动魄的大事,如果不是侥幸,怕我早已命归黄泉,过去因为对大自然产生了特殊的感情,对野外打草更有兴趣。党家老小保保欲驾车去他待的牧场为家畜筹备冬草,我也嚷嚷着要去,在瞒着家人的情况下,我两偷偷去了当时的光照队,现在的二工乡租用一匹辕马,它高大健美,白色的鬃毛齐整发亮,浑身的肌肉疙瘩鼓动如铁。我们错就错在把这么一匹可派大用场的马,套在一两平素套毛驴的小人力车上,猿杆不够长,自作聪明地用皮绳代替,车上还盛放着一面又大又圆的马拉打草机铁轮,保保前进后拉,顶杆套马紧绳装车盛物交结,让在拉拉车上拉住缰绳静候。

不知是时间耽搁太长了,马等不耐烦了,还是出门就是斜下坡的乡村大道,实为驴车顶不住了,高头大马缓缓地扭动着身子,迈着细碎的步子走起来,我回头大声换着保保,他嘱咐我不要着急,拉紧缰绳没有驾驭马车经验的我,先是坐在铁轮上拉起了正缰马头随缰绳拉起来,四蹄并不停驻,我着急了,忙跪着拉缰绳也不奏效,原来不够尺寸的辕杆撑不住前车挡,皮绳一紧一松,使马的后退越来越快地磕碰着档木。受变曲的马烦躁、焦虑、发起飙来,它不屈地紧咬住嚼口,抖着鬓毛,两只硕大的外鼓的眼睛射出凌冽的寒光。

车速渐渐加快了,坡下借道两旁,抽条的河柳来回穿梭嬉戏着不少儿童少年,他们听到极速的的马蹄声的都令人惊呆地投来不接的眼光和手势,马的后肢与臀部与车座相撞的声音越来越激烈,白马嘶叫起来,并来回举起扫把般的尾巴,我一时惊骇地不知道该怎么办,拉正缰绳我气力不够,拉偏缰,又怕撞在树上,房上与小孩子们身上,此时听到身后保保撵着喊:快停下,车前大人高喊:马惊了!我不由地站起来惊叫:“快躲开。”

此时我脑子里一片空白,只机械地看到马头前道路上的孩子们东躲西藏,身边的柳树,溪水与房屋哗哗地向后倒去,我呼拉这缰绳雕塑般地站在车头,任凭凉风飕飕刮过,不期而至突然发生的事情,已把我吓懵了,我没办法遏制住灾难与险情,我只有听住自然发展,保佑上天神力来收拾这残局。

车马穿过乡村道路,幸好没有碰压住一个小孩与一只牛羊家禽,可更严重的险情即可发生,前面是一个三岔口,一条路径西城门与营盘街直通塔城闹市,那里有更多的人马,车与店铺,并有一条河流域深水,稍不注意就会车翻人马,一条路是通往巴克图口岸的国道公路,路上除拉运物资的车辆之外,路还空旷易行,但是九十度直角有一座简易的木桥,勇敢机智地通过方能缓解灾难之路。

我下意识地决定拉左偏缰,想国道冲击,天哪,没想到就在此时此刻,木桥上驶过来一两新卡车,因为放空而时速挺快,并习惯性地高打喇叭,本来就受惊的白马怎能经受突如其来的车笛的刺激,忽地,本能地来了一个八十度的大转弯,义无反顾地向右边死胡同撞去。

言之死胡同,实为高大厚实且非常坚硬的土城墙,惊恐万状的白马,带着拉拉车,铁轮与我,出人意料地爬上陡立如削的城墙,马车蓦然直立,焉有不酿大祸之理,我当时只听到马嘶人喊,车鸣之嘈杂声响后,就失去知觉了。

待我醒来后,人们已将我扶躺在汽车驾驶楼中,我只听有人说:“这孩子怕不行了,快送医院去。”又有人说:“看他醒了,这孩子命真大。”我好像没出事般推开周围的人跳下车去,在城墙根上看到保保正在卸车,拉拉车早已两轮朝天,马拉收割机铁轮狠狠地砸在白马臀部,早已皮开肉绽鲜血淋淋,待人们七手八脚将车马分离后,勃然大怒的保保呲牙瞪眼梗着脖子,一边叫骂着,一边恶狠狠地用牛皮粗鞭抽打着本已瘸腿烂身的白马,马直着脖子,弯着腰,瞪着四肢缓缓地驯服地围着保保成扇状踱步,甘心接受残酷的惩罚。

教训完白马后,保保将车马拴好,交给别人看管然后走向手与脸擦伤的我,不无歉意地噙着泪花拥抱着我,他当时什么话也没说,只是无言地背着我去附近的卫生所包扎伤口,事后,他才如实告诉我死里逃生的情景。

当他看到我驾驭的车马向下坡滑行时,他一直紧紧地在身后尾随叫喊,但毕竟麻痹人跑的快,在汽车即可相撞一刹那,他几乎贴近车身,可白马机械地攀上城墙,在力气往后翻到时,只见我被高抛起,又将头反弹与胶皮车轮,才免于马与车以及铁轮的碾压,事后,每每谈起此桩事情,还不禁谈虎色变,毛骨悚然。

这次伤虽然不重,可京东了母亲与党家老小,特别是保保的三嫂何桂艺。她是一位比我大不了多少的年轻娇美长得十分小巧可爱的党家媳妇,虽然心直口快说话像打枪一样,可心底极好,极富有同情心,她常给我送汤饭,讲笑话。她面颊白皙笑起来一口白齿。一对笑靥,甘甜和美,和她在一起,只觉得幸福舒展,心中有一种说不出的甜蜜感觉。

听大人说何家是天津籍,生了一窝如花似玉的闺女,只因祖上传下的生意断了香火,女儿出嫁的早,何桂艺嫁给当老三时,活脱脱是一个大女孩,而老三长得敦厚憨实,像河边的硬榆木,二人谈不上情投意合,之是夫唱妇随,嫁娶听便罢了。而党老三在牧场工作,老带着一股脏气回家,这对爱美善洁的何家闺女,自然是一种沾污,但没有办法二人生活在一起,竟然还生出一个美丑结合的女儿叫党萍萍。

萍萍生下来后就是毛茸茸的一团粗黑的头发,眼睫毛,浓眉大眼,高颧骨黑红脸庞与外翻性感很足的厚嘴唇与桂艺的娇柔纤细来了个强烈的反差,几年终,萍萍长大,似乎一只幼兽,让党家大院的所有人都娇宠着,爬高上低,苦笑喜怒,无常无制,不知因何原因,老三将她送给老大,而桂芝却丢了当母亲的名分,变成了三姑了。

                               

              四、朱家大院中弟弟的死

   为了方便父亲上班与孩子上学 ,我们又从党家搬家至大校场附近的朱家大院。此院此家有一大群孩子,个个长得精身抖擞、充满活力。其中一位浓眉大眼,甩着大辫子的姑娘,名叫朱玉萍,虽与是我同级,但不是同班,我们经常结伴上去塔城三中上学、下学,有人误以为我们两人出自一家呢。好在那时候我正发育,满脸青春痘,羞于与女孩子多接触,与小朱姑娘只是同行,一路上说不了几句话,几乎连正眼看也寥寥无几。

每天我匆匆忙忙回家,最为关心的是,吃过晚饭后,在昏黄的白炽灯下,从老祖母给的带有银扣的枣红色木箱中,取出一支支画笔,一盒盒颜料,一叠叠纸张与尺子,画画制图,有时为了精雕细刻一幅画像,甚至通宵达旦,达到废寝忘食的地步。

 在我家兄弟三人中,要数大弟李建思想最活跃,动作最敏捷。他在小学就读时,学习名列前茅,动作能力强, 老爱鼓捣半导体、收音机之类。另外还喜欢文艺活动,被举荐担任《二小放牛郎》之合唱领唱。在家中他也是眼快手快,勤于各种家务活动,可是老天不长眼,竟让他小小年龄冤死在一次离家不远的意外事故之中。

 那是一个漆黑的身手不见五指的夜晚,我们兄妹四人吃完晚饭之后,围着一张方桌上学习,电灯突然熄灭了,母亲为我们点燃了蜡烛。身体矫健的大弟已做完了作业,在一旁做起纸扎手工活。不多时,母亲提醒早点休息,大妹与他出院门外去小解,不想很久未回来,母亲正在铺被时,只听到窗户外有人大声呼喊:“谁家的孩子,谁得孩子!”

 传来的声音急促而尖利,母亲蹭地跳下床铺,忙问:“燕儿,建儿呢?他们上哪去了。”我答道:“出去上厕所了。” “你听喊声,别出什么事了”。母亲本能地嚷着向外冲去,迎头碰上了大妹李燕,她踉踉跄跄进入家门,脸色煞白,语无伦次地说到:”快,快,李建他.......“母亲被不祥之兆刺激地吼叫起来:“说清楚些,到底出什么事了!”李燕双腿瘫软,已扑到在桌前,只蹦出两个字“电线”。

外面令人恐怖的声音又响起:“快出来,是谁家的孩子被电杆砸了!”

我陪着几乎发了疯的母亲一起应声冲出房屋与院门,只见在大街的东西角落, 有一群人围着一根电线杆,七手八脚地忙着清理现场。我惊讶不已地看到大弟横躺在从根底折断的电线杆边,触身的电线已被挑开,斜拉在黑夜电光的照耀处,他年仅九岁的微弱的身躯蠕动在殷红的血泊之中。

 据说人群的一位目击者说,这位小孩小解后,看到不远处有人在电杆修电线,看到杆顶闪烁着火花,出于他好奇,(实际上是对物理电能感兴趣),无所防备地凑近观察,不想老天不长眼,电杆因木朽倒地,既摔坏了作业电工的腿,电杆白电磁瓶又击中他的太阳穴……

 漆黑的夜色无情地吞噬着大弟李建的身躯,不多时,他被电厂派来的卡车,送入医院,又有一辆车载着我驶向叶尔盖提农场,将此不幸非难通告了父亲,看着悲痛欲绝的母亲,被大妹扶回家,又想起刚发生的惨不忍睹的人生惨剧,我脑子里热血直涌,乱成一锅浆糊。

 卡车在荒野上飞驰,在突如其来的人生打击下,我的心脏如鼓敲击不停,眼睛直盯车前的两道光柱,如同两束火柱在喷射,听到时不时拉响的车笛,似乎听到的是无数野兽在吼叫。

 叶尔盖提农场坐落在塔城西北部郊外三十里处,是“伊塔边民外逃事件”之后,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所新设的一个代管农场,当时归农七师三管处管辖,后来才移交给新组建的农九师,编号为162团。

当年我的父亲被委任为农场新组建的园林连连长,负责部队及直属单位的园林规划与蔬菜瓜果供应工作。当时的园林队生活条件颇为艰苦,所住的房屋多为逃离祖国被迫胁至苏联的哈萨克牧民的干打垒翻盖土房 。我乘坐的吉普车停在队前大院时,父亲中断了正在组织召开会议。当我与电厂的出现时,他投来不解的目光。

  毕竟父亲是军人,打过仗,历过险。他沉着地安排好会议,让别人发言,镇定自若地出门低声问道:“有什么急事找我。”我低着头嗫嚅道:“李建住院了。”父亲疑惑不解,“什么病?这么紧急!”陪我的电厂工作人员说:“您回城里看看,他病重,还在医院等你呢!”

  父亲机警地打量着车与陌生人,"孩子病重,和你们有什么关系“,来人迟疑解释”我们是电厂的,领导请您快去“。父亲下意识地盯了我一眼,足以让人打寒噤。他低声“嗯”了一声,默默地向屋里的指导员招招手,叮嘱了几句,然后心思沉重地上了车,只说了一句“快,上医院!”

吉普车在返回的路上,加快了速度,一路长啸,一路碾轧,恰似从牢笼中放野的猛兽,喘息着,俯冲着,一路在摧古拉朽,寻觅一切可报复的目标。

 到了家门口,父亲让我下车去照看躺在床上,几乎昏厥的母亲。父亲十万火急乘车随人前往医院。我们全家老小望着一根又一根的蜡烛,看着它流落在桌上的蜡油。

我守候在家中,昏睡的母亲一次次惊坐起来,年幼的弟妹也惊恐不安地蜷缩在她身边。受过意外事故打击,不知事态如何发展的我们,只有面面相觑而坐,什么话也说不出来,只有怀着期盼与侥幸的心里等候父亲回来。

  夜已很深了,点燃的蜡烛换了不知多少根,父亲终于回来了,看到他沮丧的表情与疲惫不堪的身躯,我们心中升起不祥之兆。他让我们呆在房角,将身子凑近母亲,低声陈述着在医院中看到的情景。父亲的声音压的很低,怕是惊吓住我们这些未成年的孩子,听不到他的话语内容,所见到的只是反射在墙壁上,他回来摇曳的扭曲的投影。

  等着母亲大声哭喊着大弟的名字,昏倒在床上,我们都扑过去,才知道无法更改的噩耗。亲临现场处理后事,伤痛最直接应该是父亲,他是全家的顶梁柱。为了镇定全家的情绪,他没有哭泣,没有落泪,在烛光印照下,雕塑般的脸上刻着冷峻二字。

  当父母把我们都安置入睡时,天已微亮,晨曦从窗缝洒进几缕光亮。我首先惊醒,看到父亲背对着我们枯坐在墙角,他整夜没有入睡,倚着窗户抽了一夜的烟。看到他不时地低声咳嗽着,不觉抽搐着双肩,悲哀地噤声低垂着头,我心底一阵阵地颤栗着。

  事实冷酷地告诉我们,李建大弟走了,永远地走了,到另外一个世界去了。因为他活波好动,爱说爱笑,爱打爱闹,有了他,到处都是欢笑。母亲平素最爱说他,有时还不免要打骂,可他突然走了,家中顿时少了许多生机。母亲受不了打击,转不过弯来,则丧魂落魄地想他,念他,并责备自己过去要求太严,无法补偿失落的亲情。

尤为感人的是,在很长的时间里,每当全家吃饭时,母亲总要在李建常坐的席位处,摆放一只空碗与一双筷子。都要让我与弟妹静默一阵,才能动碗动筷。睹物思人,每每都要勾起人心底的酸楚,依母亲的话说:“手心手背都是肉,谁让他是我生的呢!”

                           

               五、母校着火灾去了莫洛托夫学校

   因为弟弟不幸夭折,父母的极度悲伤,我面对着人的生死存亡,思想上情感上自然成熟了一步,不觉感到长大了不少。父亲后来怕母亲在朱家大院看到现场想不开,出什么意外。干脆决定将全家迁至 叶尔盖提农场去住。我也被迫离开舒适的家, 搬到学校里去住,开始了地道的独立自主的青少年生活。

记得初二时,塔城三中原址起了大火,第二天上学映入大家眼帘的是一片焦土瓦砾,惊愕中的中学生无以名状地投入了救火、拆屋、平地、重建家园的混战中。我此时因劳累患了终身抱憾的肺门结核。传说有一位男教师神秘失踪,留下的是一堆朽蚀骨架,令人议论最多的是为三中师生骄傲的高倍天文望远镜亦葬身火海。

自此之后,我们全校被迫转移到“伊塔事件”边民外逃后空空如野的莫洛托夫学校。这是一座与三中旧楼如出一辙的俄式建筑物,铁皮人字帔屋顶,张着大口的透气窗,超厚度的山墙,高大的落地窗,油漆光洁的天花板地板,乌黑直立的高大毛炉,美丽璇木的扶梯沿廊,红砖图案拼砌的典雅门楣。

在遭大火重建后的塔城三中,已失去了昔日的辉煌高大的雄伟的俄式教学楼,从西北郊外莫洛托夫学校搬回原址后,在被烧毁的废墟上修建的矮小的中式平房,似乎降低了此座名校的规格。

此校在市东北部郊区,地势虽然宽敞,但周围环境很荒凉。东边毗邻偌大的哈萨克、维吾尔、乌孜别克族穆斯林的坟陵;北边则是荒草疯长、野兽频频光临骚扰的乌拉斯台河。分配给我们这些半大孩子的宿舍,坐落在怪诞恐惧的一座俄式土屋小阁楼上。这里是风大雪厚,宿舍经常被吹的摇摇晃晃,天花板地板都吱吱作响。

另外中学邻近亡灵鬼屋与荒野兽类的世界,富于幻想、疑神疑鬼的我整夜噩梦不断,难以入睡。再加之学校住校的学生人数少,伙食差,差不合口味,久而久之染上了神经衰弱症,羸弱的不堪一击的我经常想家,但农场遥远,并且交通不畅,只有时不时地厚着脸皮找借口,到亲戚家混吃混喝,与堂表弟妹间杂玩乐。

有一次,春天洪水暴涨,冲毁了附近医院与民房之间的桥梁,学校组织学生们去抗洪抢险,我摇晃着虚弱的身躯,也加入了救援的行列。在扛沙包,扯树枝堵水中,晕倒在工地上,还被洪水冲走了脚上的鞋。待苏醒后仍然参加劳动。事后为此我受到学校表扬,班主任高英让我写一篇文字体会。

我不觉提及了父亲的工作,大弟的死,家庭的迁徙,自己的独立生活。还有显露长大想当作家的愿望,不想此篇作文被选载登于学校墙报,还由老师宣读给全班同学听。顿时我略施小技的文采与志向,受到同学们的刮目相看。似乎为了实现自己的诺言,我从此对语文、作文写作与书籍阅读格外注意起来,也渐渐书写些日记与笔记,待日后需要时合盘托出。

                            

              六、 回访边陲塔城地区三中

乘空暇时间,我信步走访了两处母校所在地。时隔三十八年故地重游,别有一番滋味涌上心头。先是去塔城三中,记得当年是自治区重点中学与业余体校,此校高考率与输送运动员数量在全疆始终名列前茅。我当年到此校修完初中的课程,主课成绩平平,数门副课却不差,记得如地理、历史、美术、音乐等在班里与同年级都遥遥领先。当过一段俄语课代表,只因主课老师因犯外逃罪执行枪决而弃之。课外活动中曾饶有兴趣地参加美术组与故事组,画过舞台布景、绘过墙报壁画,当众讲过故事,最有印象的是叙述南朝鲜苦儿的凄楚故事《小冬木》,  

记得当众欢跳过《快乐的罗嗦》彝族歌舞,口喊起“瓦瓦启开恰,开恰启开恰,罗里罗嗦启开恰,开恰启开恰”,至今仍不知所喊语义。还有扮演过小雷锋,领唱“生在湘江边,血泪伴童年”歌曲,以及参加过《哈尔墩大合唱》,其中的歌词“青青的流水流水尽,党的恩情唱不完”,至今还如潺潺流水盘绕在心头。

沿着熟悉的大路从耸立高塔的大坡向北走,路边还是各自为阵的陈旧的庭院。路边只觉得白杨树长高了,但显老了。塔城三中原大门已拆毁,红砖垒砌、铁皮包裹的俄式大门已荡然无存。小巧清致筑有木椅沿廊的办公小洋楼已被家俱店与作坊所取代,小楼后原被称为“兔子窝”的坚固平房也已成旷地。三中新开的大门上又增加了一块“华夏高级中学”的牌子,原来冲着大门气宇轩昂令全校师生骄傲的俄式教学大楼,于六十年代初被莫名其妙烧毁后,再也没有恢复昔日的威严。

在原址虽然拔地而起一座方方正正的三层教学新楼,可因其规矩古板而难以唤起人们对母校的独特感受。再加之楼后的原红砖铁顶大礼堂被焚烧失修,更是给人一幅历经沧桑、饱经风霜的衰败老翁形象之感。断垣残壁后的原有的足球广场已被丛林杂树所淹没,我原寄宿的旧式土楼竟然未倒塌,而是缺砖少柱地兀立在拥挤的新盖家属群舍之中。

虽然母校已衰老破旧,但我仍对她抱以深深的爱怜之意与感激之情,毕竟在这里我们渡过了充满甜蜜与苦涩的青春年华。遗憾的是在多梦的花季年代,我们这些年轻人却都赶上了始料不及的文化大革命,记得刚进高中于大院中批判“三家村”时,天空出现了黑日蚀;被选为赴京代表于1966年11月3日下午第六次检阅后,从荣宝斋购置,欲带回的绘画工具遭窃于归途,返校时仍强装笑颜用毛主席接见过的手来拥握前来欢迎的同学。可能由于年龄早熟事后窜入高年级所组织的“鬼见愁”战斗队;与“牙膏”二人竟红红火火地办起《铁索寒》小报满街散发;后来从塔城徒步串连至乌鲁木齐,响应党的号召“返回学校闹革命”,一部分参加“二一八夺权”,我则堂尔皇之地被派到托里县率领四五人滥竽充数当起了“临时县长”。

待返校后即参加红代会,二三中与军分区联合,结合文艺宣传队,荷枪实弹,走南闯北,在全疆到处演出,最远至甘肃的柳园,于火车站接应毛主席赠送新疆工人阶级的“芒果”,在敦煌于荒野参加红一三司宣传队祭祀亡友仪式。我们这支特殊队伍宣传成员相濡以沫竟长达两年之久,我之所以介入是因为父亲被打为黑帮进入牛棚而失去生活来源,多半是为了讨回饭吃,随之流浪而已。对于失学的我,倒歪打正着在此种纷乱的飘流生活中逐渐学会了文艺舞台许多表演文体的写作。

 数年后我再度光临这座三中替代学校,情感依旧,只是不觉减少了童年印象中的一些异国情调。越过流水潺潺的木桥,徜徉在旧房杂林的街道,已难以体味当年懵懵懂懂学子的特殊情怀。只觉得校门前的水还是那么清冽,白杨树显得更加洁净,仿佛幻化成荒野的白桦林。还有路上遇到的移至高加索、巴尔干的百年老橡树,它又在向国内外游子诉说着塔尔巴哈台的历史沧桑。

两所记忆中的母校之间串流着一条美丽的小河,当时住校的我空余时间常去踏青游玩;文革期间参加宣传队每到清晨我们常在河边草坪地吼嗓练声。似乎到此地可避开城市的喧嚣,觅得几分野趣带来的宁静。虽然我回塔城的次数有限,但每次都忘不了光顾此地。如今步过古老“红桥”,从广告招牌上得知此地又换了一个野性十足的名字叫“快活林”。有人将河水升高倾灌,挖土筑山,疏浚湖池,垒架木亭,成为边城消暑纳凉的好去处。

我凭借记忆中的路线溯流而上,迎面出现了一片枝杈繁茂的荒野莽林。因我初叩的脚步声惊起了一大群栖息已久的家雀寒鸦,顿时羽翅网状撒满了蔚蓝的天空。踏着新鲜圣洁的雪路,人的脚印与野禽鸿爪交织在一起。白雪融化处,令人惊讶地发现早春的细密青草已经开始泛绿,涓涓细流中竟然飘浮着绿油油的大叶水藻,再往上走在热气腾腾的云雾之中我蓦然发现一眼美不胜收的野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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