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系天山的西域探险家杨镰

                      黎明羌笛

提起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的杨镰，普通读者所熟悉他的先是新疆考古探险的一系列长篇小说《千古之谜》，长篇报告文学《最后的罗布人》等，另外还有他主编的《西域探险考察大系》、《探险与发现》、《中国西部探险》等几套丛书。似乎忘记了他的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院研究员的身份，以及在对元明时期中国北方少数民族文学综合性研究的突出成就。同时遮蔽了他在中国西部多民族传统文化 影视图像方面所做的贡献。

在我们这一代人中，杨镰先生 人生太精彩，活得太出众，且显得有些另类。在20世纪下半叶，我有幸与这位漂泊在西域的“独行侠”有过多次接触，曾在一起田野考察开会、学习、吃饭、聊天，尤对他年少时期从首都到边疆探险的传奇经历大感兴趣，特别对他在学术研究方面的执着、坚毅的探索精神，以及豁达乐观的人格魅力，还有对古代西域、现当代新疆痴迷若狂的热爱的情感，非常赞赏与推崇。

我与杨镰先生是同时代的人，又都是“老三届”高中毕业生，一起曾在新疆边疆“上山下乡”，一起成为凤毛麟角的“工农兵学员”，后来又一起热血沸腾从事文学作品创作，以及义无反顾跻身于中国西部民族文化考察研究大舞台，进入晚年又一起成为高校、科研单位教授级的“博士生导师”，多少有些嗅味相投、惺惺相惜的感慨。故此，在他不幸遇难之后，执意要写点回忆文字以示真诚纪念。

                          1、一部探险记决定他一生走向

世界上竟然有这样不可思议的事，一本书竟然能决定一人一生的走向，为之奉献、为之牺牲，终身不悔、乐而不疲。此人就是与我大致同龄、同等学历的多年挚友杨镰。此书指的是北欧瑞典一位探险家斯文.赫定的成名作《亚洲腹地旅行记》，后来改译为《我的探险生涯》。早在20世纪六十年代末。风华正茂、一脸稚气的高中生毕业生杨镰，讨厌起大城市的喧嚣与人事险恶，就是怀揣这么一部西方人写的探险笔记，激情满怀地从首都前往遥远的新疆哈密地区伊吾县天山深处。

可能是人生宿命，老天作祟，也可能是特殊命运的安排，以及杨镰对此地的深深眷恋之情， 在他刚满69岁时候，鬼使神差地他与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所长刘跃进，从北京又一次来到新疆哈密与当地人民政府洽谈共同筹办“丝绸之路与中国文学”学术研讨会，又顺便到天山口门子与松树塘一带，调查核实解放战争“伊吾四十天”的散失史料，从乌鲁木齐至昌吉，再到吉木萨尔，在前往巴里坤的木垒因车祸罹难，最终被安葬于他 最初走上工作岗位的“松树塘”。在我查阅他生前所写过一篇关于此地此情的一则短文，读后真是唏嘘不已：

松树塘小得不能再小,你在地图上都找不到它。三十年前,一百多北京“知识青年”,经过困顿旅途,到达新疆的门户哈密。两天后,我们乘卡车驶向天山北麓的军马场。进入苍莽的天山峡谷,道路坎坷漫长。天山顶巅叫“天山庙”。有意思的是,以天山庙为界,山南寸草不生,而山北长满青松,林海苍翠欲滴。下山的路上,我们一会儿为景致奇绝惊得目瞪口呆,但马上又让陡峭危险的山势吓得面无人色。七荤八素已经分辨不出方向时,车停在山脚下。这是哪儿?我扶着车厢板问带着吃奶的孩子来看热闹的妇女。“松树塘!”她大声回答。在松树塘-伊吾军马场作“草原新牧工”的第一年，是生活在新鲜感中。知青“宣传队”曾写了一首歌子广泛传唱,其中唱道:“活在边疆,干在边疆,死了埋在松树塘”。1998年,初识松树塘30年了,我也到“知天命”之年,才开始走进松树塘。这样,松树塘再次成为我生活道路的一个重要的驿站。

也大致在此后不多年我有空，也曾从乌鲁木齐出发前去哈密天山深处，处于松树塘地带的口门子林场，曾在日记（后收入《神州大考察》一书）中回忆此地的奇美景色与浓郁风情：“从哈密到口门子林场约有近七十公里路，一路上所见戈壁、高山、河流和高原似乎都在向我招手远远地看到巍峨壮观的天山，银装素裹，静穆肃立。汽车向它怀抱扑去，它则伸开广阔坚实的胳膊拥抱。临近天山道班时，山顶已越来越多堆聚着白皑皑的积雪，有些地方深至几米，大热的天也消融不了它，养路工只有驾驶推土机来清扫。驶到北面，汽车开始下山，天山则呈现出一派全新的美丽景色，西伯利亚落叶松和冷杉所织成的绵毯铺满了每块山坡，每道沟渠，这些生气勃勃、郁郁葱葱的绿色植物，给人心情带来多少振奋、安抚，多么壮丽雄伟的天山山脉啊!在“松树塘”下车，徒步行走两三公里就到了哈密口门子林场，清晨，我独自在林场旷野上散步，眼帘中投来的一切都是那么新鲜。四月份的高原气候有些寒冷，但我在冷气中尝到一丝甘甜。远处山水雾霭朦胧，一层乳白色的雾纱轻轻地罩在天地之间，一切显得那么虚无飘渺。薄雾中的一排排小木房，错落有致，形态各异，好像只有出现在童话世界之中。薄雾中的青松林和草坪似乎用清水洗过一般，那么净洁清新。因为林区放假，这阵子还不见人声鼎沸，起来忙着出工的繁忙景象，只是偶而从深山里传来几声鸟鸣狗吠声和牛羊的叫声，更显得原始森林的幽静。”

杨镰当年呆的伊吾军马场就在我去过的口门子林场，都在哈密天山松树塘密林之中，我们两人所写的短文，可相互映衬，回放式地再现他在此地 弥久历新、永不褪色的年轻身影。

较之他人，杨镰实在有着令人热羡的优越家境。且不说是北京大学中文系主任著名文艺理论学者杨晦教授的大公子，只消道出他在北京大学附小、中国人民大学附中读书的经历，由此走下去不愁成为成绩优异、衣食无忧北大、清华的高才生，就让人感到天壤之别，望尘莫及了。本来他可以天经地义继承父业，近水楼台先得月，通过考学晋级，养尊处优在名牌大学谋职教学。可是谁能预料到，“文革”一场疾风暴雨，将他旋风式地刮送到远在天边的解放军总后勤军马局新疆伊吾军马场。

临别之前，父亲将他带到中国社会科学院著名翻译家冯至家中聆听教诲。没想到大诗人、文艺理论家却给他一部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的《亚洲腹地旅行记》作为送别礼物。更没有想到这部解放前出版的竖排繁文字体泛黄翻译书籍，不知不觉第伴随了这位“西行骑手”一辈子。记得杨镰在自传散文《在书山与瀚海之间》中这样写道：“从此，斯文·赫定的《我的探险生涯》就伴随我从北京前往新疆，又从新疆返回北京，成为一生精神储备。”

也正是这部杨镰钟爱的《亚洲腹地旅行记》的一书给他带来太多的创作探险文学的梦想，在进入新疆大学读书时，受启发与影响，他将考古探险的传奇故事移植于中国西部，撰写了被称誉为“中国第一部考古探险小说”的《千古之谜》，结构出一部描写文革期间年轻知识分子寻找沙漠中的神秘城堡--英苏古城的文学探险故事。再有陆续撰写、出版《青春只有一次》、《走向地平线》、《天山虹》等有关西域、新疆题材的中长篇小说。

大学毕业后杨镰被分配到新疆乌鲁木齐六道湾煤矿团委，一边工作一遍写小说。后来回到北京，去了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被迫改为学术科研，好在新疆的十来年生活经验与历史文化积累帮了他的大忙。他本来可以按部就班地读读报、喝喝茶、看看书，忙里偷闲写写小说作品。可早被鼓动起来的探险考察的不曾安分的心，又驱使他沿着斯文·赫定在西域探险的斑驳脚印，隐匿塔克拉玛干沙漠，对失落的绿洲文明进行锲而不舍的探究。

在20世纪八十年代初，他因中篇小说《走向地平线》获得《当代》优秀小说奖。他带着这笔800元奖金又前往新疆，历时50天，完成了第一次环塔里木探险考察。为此，他充满感情地写道：“ 在长达50天时间里，我乘便车、班车，骑马、骑骆驼、骑自行车，甚至步行，才走完全程。”他庆幸随着斯文·赫定的足迹，来到罗布泊的米兰镇，结识了库万、热合曼等当地人。感慨在罗布人聚居的村落听到百岁老人讲那过去了迷人的探险故事：

从一进入学术考察位置，我就将关注的焦距定在边疆各族群众的生存状态。人文情怀，是我一次次进入戈壁荒漠的动力。感受文明、传承文明，则是我为自己设置的感情脉搏。 这次考察的艰难困苦难以言传。最重要的是我必须迈过感情界栏，重新组合精神库存。在这个意义上来说，探险发现成为我打开全新境界的启动机制。

后来听说杨镰还与考古人员一起进入罕无人迹、荒凉无比的“小河5号墓地”，实现了对楼兰遗迹的再发现。他为此撰著发行《荒漠独存—寻找失落的文明》，并不断表白：我与新疆有“60个约定”，一生要实现100次探险考察，可是没想到在第81次，杨镰这次来新疆是到伊吾县采集四十天保卫战素材，不幸倒在了原本不该发生事的坎坷崎岖的征程上。

                              2、半本著作决定了一生学术志向

当普通读者将目光焦距在杨镰的小说创作与探险散文游记上的时候，却忘了他作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的研究员，曾从唐代古代文献学转行至蒙元时期文学史学领域，满腔热情、独辟蹊径完成了许多高质量学术课题与理论著述的辉煌业绩。还有历经八年之久，如同福尔摩斯惊险探案般实事求是、义正言辞地厘清、纠正当时有关学术界制造文献赝品的狭义孤胆。

说道杨镰在北京学界作学问，开始找不到适合自己的选题，有一次关爱他的前辈老学者孙楷第提示，应该审时度势、量力而行侧重元明时期少数民族文学与新疆西域文学题材研究。由此促成他与新疆师范大学胥惠民、张玉生教授的合作，在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了《贯云石作品集注》，他完成了其中半本书13万字，由此决定了自己一生学术志向。也正是以此为契机，他别开洞天地走上了被学界长期忽略的元代蒙古、色目人的诗词研究，陆续发表《元诗文献新证》、《元代蒙古色目双语诗人新探》、《元代文学的终结-最后的大都文坛》、《元佚诗研究》、《贯云石集考实》、《僧诗与僧诗文献研究》等，特别用力于对元代 (即西域)双语诗人以及也里可温的研究。

后来，杨镰先生将问世二十余篇相关文学和文献学汇编成一本学术论文集《元代文学及文献研究》，凝聚了他二十多年的治学经验和笔耕成果。主要领域是元代作家和作品的研究，多集中于作家身世的考辨，文献的辑佚和辨伪。对前人编纂的各类元代总集有所指瑕和考订，在元代文献的考证和辑存方面下了很深的功夫，较为充分地展现了元代文学研究的特色，这为他主编68册的《全元诗》打下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在杨镰逝世后不久，《民族文学研究》特别刊发了他曾交付该刊的一篇论文《元代葛逻禄诗人廼贤与中华文学》，并加有“编者按”云：“杨镰先生致力于元代诗文文献研究，积数十年之功辑成《全元诗》，撰写了《元诗史》、《元代文学编年史》等，改变了学界对元代诗歌的整体认识，为重新审视元代文学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在稿件编排过程中惊闻先生不幸辞世。先生遽然而逝于他深爱的那片土地，本刊同仁深感悲痛！”

在当今学界，足让杨镰研究员在中国当代学术史占一席之位，是他花费了十余年主编，由中华书局出版的《全元诗》，凡存诗13万首，作者近五千人，数量相当于《全宋诗》之五分之三，是《全唐诗》的两倍半。《全元诗》描述这些作者及其家族融入汉文化的过程和民族痕迹，对萨都剌、薛昂夫、金元素等皆颇用力。这对中华多民族文学史的补充与完善真是功德无量。对此，有学者著文如此评价：

作为元代诗歌的总集,在纵向上,《全元诗》成书,为断代诗总集(从上古至宋)的延续,打通了自《全唐诗》、《全宋诗》向元、明、清过渡的通道。在横向上,《全元诗》则是元代四种主要文体之中的一种新总集,成为学术路径的交叉点与瓶颈。

另外杨镰先生还与人合作主编了《中国文学大辞典》、《中国文学通典·诗歌通典》、《中国历代僧诗全集》等大型辞书。 独自校点、撰写《李太白集》，还有与吕薇芬合作撰写《张可久集校注》，再有与新疆学人石晓奇、栾睿合著《元曲家薛昂夫》。

他所编写的《元西域诗人群体研究》正文包括：西域人初入中原诗坛，不忽木及康里诗人，诗人画家高克恭，高昌王国脱离边缘状态，贯云石在元代文坛，北庭贯氏家族，廉孟子和廉氏家族，北庭籍诗人汇考，薛昂夫家世经历，解读萨都剌，元诗史的也里可温，于阙与河西诗人，西域诗人身处元明易代，乃蛮诗人答禄与权、马祖常，余阙，等诸多西域、河西诗人研究文章，可视为他对古代西域各族文人的集体关照。

在我国学术界引起关注与热评的是杨镰“冒天下大不违”撰写与发表的《坎曼尔诗笺辨伪》，当年《文学评论》期刊以上、中、下部分刊登了他的这篇探案长文，《中国边疆史地研究》易名《西域史地研究与〈坎曼尔诗笺〉的真伪》，予以转载扩写。此文来自20世纪七十年代中国科学院院长，著名考古学家郭沫若在《出土文物二三事》中，轻率、武断地肯定了新疆博物馆送展的三首边塞诗歌假文物所引发的辨误论战。杨镰以“初生牛犊不怕虎”，“越是虎山越向前”的精神，捅了这个学术马蜂窝，虽然得罪了不少人，但为此捍卫了学术的尊严与真理的纯洁性。

从上个世纪过来的学人，都清楚许多书籍转载，甚至编入中小学课本与各种辞书的被认定出自唐“元和十年”坎曼尔诗笺，其中被抄写的唐代著名诗人白居易的《卖炭翁》尤为读者所熟知。可谁也没有想到是新疆文博系统一位工作人员造的惊天赝品。多亏了有责任有眼光的杨镰先生，在张政烺、宿白、钱伯泉、吴 震、贾应逸等学者的支持下，通过数年的追踪、调查、穷追不舍，终于找到了20世纪六十年代初的直接书写诗笺的“始作俑者”。并以系列文章公诸于世，完美地结束此新疆米兰古城的造假悬案。据《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4年第2期转载扩写杨镰此篇奇文时指出：

《坎曼尔诗笺》的真伪自正式刊布起就有争议其症结是真伪问题。秉承乾嘉学派的传统，笔者穷数年之工,撰写了《坎曼尔诗笺辨伪》(载《文学评论》1991年3期,以下简称《辨伪》)。因其真伪与西域史地研究关系颇大,特再撰此文,以申“诗笺”必伪之说

杨镰在此新文后也有惊无险、意味深长地说：“今天再去追究任何的个人责任都背离了我们花费这样多时间去为诗笺辨伪的本意,使这 相当严肃的工作成为一出历史闹剧的谢幕仪式。

对此出人世罕见的“历史闹剧”，我为一个“新疆人”与杨镰的朋友，当时也一直关切地注视其发展经过。记得当年《乌鲁木齐晚报》以演义体例连载“坎曼尔诗笺”疑案破解的过程时，边陲人们都将此作为考古笑柄与难言的耻辱。记得我与贾应逸、霍旭初等 去敦煌参加学术会议时，遇到项楚、郑汝中等著名学者询问此事时，我们也有些难言以对。好在有杨镰先生完成了此短暂、沉重的“谢幕仪式”，以告诫、杜绝此“闹剧”再度发生！

                                                     3、几套探险丛书耗费了一生精力

我们庆幸，遥远、神奇、广袤的西域、新疆地区，因为有了历史上的周穆王、张骞、玄奘、王延德、耶律楚材、林则徐等，现当代谢彬、王洛宾、彭加木、杨镰等文人探险家，才逐步为世人所知。处于对西域文化与新疆学术的无限深情，杨镰先生除了写小说、编著论文之外，最令人钦佩的是与新疆人民出版社合作，与他人共同编撰译介《西域探险考察大系》、《探险与发现》、《中国西部探险》等丛书，又主持了中国社会科学院重点调研课题“新疆绿洲文明”而为国内外学界所器重。

据有情人披露，杨镰生前七八十次前往新疆作实地调查与研究，重点是新疆（西部）人文地理，同时涉及新疆探险史、绿洲文明、环境与资源等领域。杨镰 先后发表《诗词中的新疆》、《新疆探险史图说》、《守望绿洲》、《发现西部》、《生死西行》等著述，他还与张颐青合作校注由国民政府总统孙中山写序，谢斌撰颇有史地价值的《新疆游记》，并整理天涯游子《人在天涯》等纪实文学，为学界与“粉丝”们所关注。

我对杨镰钦佩之极的是他多年艰难完成的《黑戈壁》一书，他为了民国年间游走在甘青新三不管无人区的神秘大咖“黑喇嘛”，在此区域断断续续调查数十年，到最后竟然在俄国圣彼得堡皇家博物馆目睹他的头颅标本。记得在《走进黑戈壁》一文中，杨镰先生自述：

“黑戈壁”是依天山北坡一直向西延伸的共同 地貌带的名称，西端，即野马驰骋的“卡拉麦里”，地名含义也是“黑戈壁”。正是马鬃山与额济纳旗民间 对黑喇嘛的记忆, 正是像谜一样的碉堡 山, 正是“ 敦煌天杰”的制作, 激发了 我为黑戈壁、为黑喇嘛写一本新书的冲 动。2003 年走进黑 戈壁以来, 它的历史与现实, 就成了我 生活的一部分。完成了《 黑戈壁》 一书的写作, 我才走出了黑戈壁。

另外，杨镰先生在《光明日报》举行的“西部探险讲坛”发表《天山走廊的发现》的讲演：“从内蒙古额济纳（汉代居延边塞）、甘肃河西走廊西端、甘青两省间的祁连山，抵达比邻的 新疆东天山，自古就是丝绸古道进出中原与西域的重要地段。我对‘天山走廊’的探索，就起自2003年在肃北马鬃山黑戈壁的考察。1996年、1998年、2003年和2008 年，我多次实地体验了自巴里坤西行，抵达木垒、奇台的 行程。”他充满自信心地指出：“‘天山走廊’必将成为改革开放的中国走向世界前列的站台，这个面积与欧洲近似的‘走廊’，自古就是人群迁徙的通道，循丝绸之路往返，促进了古文明的萌生、发展，推动了游牧与绿洲两大文明的碰撞、融合，互相吸收、互相接纳。”

他就是怀有这样火的热情、美的文采，以中外文献与实地考察结合的丰硕成果，撰写拍摄的电视专题片《最后的罗布人》，在国内外多次获奖，被行业内人士称作中国绿洲文明研究的“开山之作”。

我与杨镰这位充满活力的“半个新疆”“半个北京”朋友交往，经常能获得不少正能量。在我的耳目中，他似乎没有不能攻克的难关，没有不能办到的事，记得最早我得知他在考察南疆“罗布泊”的同时，还介入了孔雀河下游“博斯腾湖”一家中型造纸厂的筹建工作。在优质产品滞销的社会转型时期，他又“毛遂自荐”，千方百计将产品引荐推销至首都印刷界。

在学术交流方面，我们相会于新疆乌鲁木齐市召开的“敦煌吐鲁番学会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我们曾在“人民饭店”相聚，他索要走我提交的《试论印度梵剧与回鹘剧及其中国戏曲》，并反馈了修改加工的意见与建议；随后相见于在北京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驻京办事处召开“中国西域艺术研究会成立大会”，我荣幸地当选该会主持常务工作的秘书长工作，并聘请他担任西域艺术研究会顾问。后来则是在新疆昆仑宾馆召开的“20世纪西域考察与研究国际学术讨论会”，我提交的学术论文是《斯文赫定与丝绸之路》，杨镰提交的是《法国杜特雷依探险对遭际考实》与《斯文赫定的探险活动及<亚洲腹地探险八年>》。因为我们关心的研究对象都是斯文赫定与西域文化艺术研究，且我还担任此次会议专辑的责任编辑，故此交谈甚欢，并为此设计了今后合作的规划。

记得他在《法国杜特雷依探险对遭际考实》一文中写道，“上个世纪末，法国人杜特雷依在中国西部的探险活动，是20世纪西域考古时期到来的前奏。1894年夏，探险队在长江江源地区遭到灭顶之灾几经中断，后幸在甘肃省图书馆找到一部题名《藏游日记》的手稿。”为法国杜特雷依在青藏高原之死之事，他经历了八年辛苦寻觅，“这篇论文可以说整整写了8年。8年，这是打一场民族战争的时间。论文化解了我的生命，而我以自己精魄丰富了历史。”

本来我以为凭借杨镰的名气、实力可在生机勃勃地在新疆大地上再走、再写几个8年，或许我们还能再见几次面，再度有合作的机会。可是在不久前，通过报刊杂志与新闻媒介，却得到这位就似乎“刀枪不入”无所不能的神奇之人， 于2016年3月31日与世长辞新疆哈密巴里坤—天山深处的“松树塘”。真是生命轮回地如此无情而精准，让人怎么都无法置信。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所长，著名学者刘跃进 先生在一年后的2017年3月31日于京城爱吾庐为《走上丝绸之路的中国文学》一书撰写了大让人感动的序言：

在当代内地学者中，恐怕没有人能像杨镰先生那样对新疆如此留恋。他作为知青在伊吾军马场度过青春时代，离开新疆后又近百次赴新疆作实地调查与研究。本书最后两篇评述杨镰先生的学术贡献和《全元诗》的学术价值，对他的业绩表而彰之。正如本书编后记所说，这本论文集与杨镰先生密切相关。可惜，他未及见到本书编成就意外离去，迄今整整一年。行文至此，益添宿草之叹。好在学术长存。本书借杨镰先生论文题目作为书名，既是切题，也藉此略表纪念之意。

我在杨镰发表的《古道觅踪》一文中读到这样一段回肠荡气的回忆文字：“数十年前，那个落拓的北京高中毕业生踏上了西行的列车，他的全部行囊还不能装满那小小的帆布箱。我走得路是我自己选择的，他的每一个足印都浸透着我的汗水、泪水和心血；我对中国广袤、贫瘠又丰饶的西部充满难以比拟、无法释怀的挚爱之情。它的每一个挫折都成为暮鼓晨钟，化作警策高悬；它的每一个哪怕最微不足道的成就都是我献给西部大地的热吻！”

这又让我仿佛杨镰在那篇《松树塘》吐露的“初心”言辞：“我在松树塘伊吾军马场作‘草原新牧工’的第一年是生活在新鲜感中。知青‘宣传队’曾写了一首歌子广泛传唱,其中唱道:‘活在边疆,干在边疆,死了埋在松树塘’”。果不其然，在这位“草原新牧工”69岁的人生历程中，“知青宣传队”的队歌“活在边疆, 干在边疆, 死了埋在松树塘”的歌词早已化入他的血液之中，永远与生生死死相依相恋的新疆天山联结在一起。他的英名及其做出的卓越文化贡献，是西域与新疆永恒的骄傲与光荣！